古代判案只能“刑訊逼供”？

古代判案有多種方法，包括有罪推定 、刑訊逼供、焚屍驗喉等。只不過古代證據獲取技術落後，當時即沒有DNA也沒有攝像頭，這就決定了在法官定罪量刑時口供的作用非常大，口供就是證據之王。作為犯罪嫌疑人，一般是不願意自己認罪的，那麼“刑訊逼供”就成了獲取口供最重要的手段。

古代判案手段

現在說打官司就是打證據，書面證據更是成為證據之王。沒有證據就可能寸步難行，告狀無門。但是在沒有任何證據的情況下，古人卻巧妙的處理了許多疑難案件，有的雖然不夠科學合理。但是有的卻給後人留下了很多有益的啟示。 實行有罪推定 中國古代斷案也講證據，證據包括口供、書證、物證、證人證言、檢驗結論、勘驗筆錄等。到了宋代，取證的檢驗和勘驗已經被相當重視，法醫學也開始成形，宋慈的 《洗冤錄》、《折獄龜鑑》等法醫學名著和案例彙編都相繼問世。不過，總的說來，當時科技落後，真正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證據是比較少的，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那時候那麼重視口供。一般情況下，只要有被告口供 （招認），即使沒有其他可以印證的證據，就可以定罪結案。 古代斷案，實行糾問制，而且是有罪推定。古代重大刑事案件的偵破，都有嚴格的期限，限期之內不能破案，官員要受處分。所以，儘快破案，儘快審結，是州縣官的動機。因為是有罪推定，一個人只要在案件中成為嫌疑人，就首先推定你是有罪的，除非你自己證明清白，不然，就是罪犯。這種有罪推定對嫌疑人自然極為不利。尤其嚴重的是，審理案子的法官，很多情況下案子就是自己負責偵破的，為了證明自己辦理的案件的正確性，他自然傾向於有罪推定，趕快結案。糾問制與有罪推定加起來，大老爺在大堂上嚴厲詰問，大堂下皁隸衙役狐假虎威，板子伺候，這樣辦結的案子，冤案一定不少。打板子總數有限制，因為實行有罪推定，又由於可以僅憑口供定罪，因此，古代斷案中刑訊逼供是最常見的手段。在唐宋時期，刑訊逼供受一定的限制，不得濫用。比如唐朝規定，對囚犯的拷打訊問，不得超過三次；打板子的總數，也不得超過200大板；如果打200大板仍然不能得到口供，就只好取保暫放。如果罪犯是懷孕的女犯，則必須等到分娩一百天之後，才能打板子拷問。當然，一般來說，能夠捱得住200大板的人，基本上沒有。一般的人，幾十大板，足以要命。所以，刑訊逼供，打死囚犯，也是難免的；打不死的，受不過痛苦，也沒有不招認的；但招了的，卻也難保不是因為受苦不過，胡亂招供的。但唐朝規定說，如果拷打致死囚犯，則有關官吏要負刑事責任， “徒兩年”。這樣也能制約官員的濫用刑訊。不過，經驗老到的衙役皁隸對於打板子也有豐富的經驗，對怎樣的情況能打死，怎樣的情況能打出外傷，怎樣的情況只有內傷沒有一點外傷痕跡，都是非常精通的。他們完全可以利用這種經驗，既刑訊逼供錄取口供，又不致傷人致死。 刑訊逼供合法化 明朝時期，刑訊逼供被合法化了。對於死刑犯、搶劫犯等重型罪犯，明朝的法律規定，必須 “嚴刑拷訊”，其餘的則可以 “只用鞭撲常刑”。因為刑訊逼供合法化，官長審案，不必再多方搜求證據、分析案情，而是拉到衙門一頓嚴刑拷打、錄下口供，就萬事大吉。因此，明朝的官府，常常打得犯人 “血肉潰爛，婉轉求死不得”，至於是不是冤案，只有青天知道。尤其明朝的特務審判機關，更是使用械、鐐、夾棍，凶惡之極。正是由於在專制主義的司法制度中，有罪推定、只重口供、刑訊逼供十分嚴重，古代官員 （尤其到了明清）斷案，冤假錯案盛行，司法公正難以保證，因此，民間才出現了那麼多的對於斷案如神、公正無私的包青天、況青天等的呼喚和渴望。在古代文學作品如小說、戲曲中，這類描寫是汗牛充棟、數不勝數，這隻能是在現實中得不到，到虛構中找補償的幻想而已。 運用犯罪心理學斷案 現代刑偵有專門的犯罪心理學，古代的官員們自然沒學過，但運用得卻相當熟練。比如下面的幾個故事。宋朝的 《折獄龜鑑》就記載了許多這樣的案子。其中有個 “摸鐘辨盜”的故事。北宋陳襄任蒲城縣令時，發生盜竊案，抓住幾個嫌疑人，誰都不承認。陳襄說某寺裡有座鐘能辨別盜賊，沒有偷東西的人摸它不會發出響聲，而偷了東西的人摸它就會發出響聲。陳襄親自率縣衙的官員對鍾祈禱。祭祀完畢，用帷幕將鍾遮好，暗中派人在鐘上塗墨。過了很久，讓疑犯們逐個去摸鐘，摸完再把他們集中查驗，只有一人手上沒有墨，正是此人。與之相似，南宋劉宰作泰興縣令時，有一富戶丟失了金釵，在場只有兩個女僕，於是將她們送到官府，二人都喊冤枉。劉宰令兩人各拿一根蘆葦，說沒偷金釵的明天蘆葦還是這樣子，偷金釵的明天蘆葦將長長二寸。可想而知，第二天，偷金釵的那個人的蘆葦被去掉二寸。清朝的楊文乾任曹州知州時，有五個人同住，其中一人丟失了金子，向官府控告其他四個人。楊文乾讓他們坐在大堂上，看了很久，說：“吾已得盜金者，非盜者去。”一人馬上站起要走，左右當即將他捉住，果然就是那個偷金的人。這就是犯罪心理學。 焚屍驗喉判斷是否燒死 《大宋提刑官》中，為判斷屍體是被殺後焚屍，還是被燒死的，法醫宋慈將屍體喉部切開，氣管中沒有菸灰則說明是被殺後焚屍；而氣管中有菸灰和燒燙傷則說明是被火燒死的。這個方法是正確的。因為火災時活人會吸入大量熱空氣、煙霧，造成呼吸道和肺部的損傷；而沒有呼吸的死人則不會出現這種情況。另外，古代還有被燒死的人“腮部發紅，面呈芙蓉色”的說法，這也是對的。如果人是被燒死的，由於火場裡有大量的一氧化碳，吸入後，血紅蛋白跟一氧化碳結合變成碳原血紅蛋白，碳原血紅蛋白顏色鮮紅，所以從屍體上就能看到顏色很鮮紅。若是死後焚屍就不會有這個現象。 紅傘驗屍確定生前傷勢 紅傘驗屍的情景在很多影視劇中出現過。把一具屍骨洗淨，按次序擺放到竹蓆之上。挖出一個地窖，裡面堆放柴炭，將地窖四壁燒紅，除去炭火，潑入好酒兩升、酸醋五升，趁著地窖裡升起熱氣，把屍骨抬放到地窖中，蓋上草墊。大約一個時辰以後，取出屍骨，放在明亮處，迎著太陽撐開一把紅油傘，進行屍骨的檢驗。如果骨斷處有紅色，說明是生前被打斷的；骨斷處沒有紅色，則是死後的損折。死者的死因也就明瞭了。這種做法是很科學的，在當時是非常高明的一種辦法。基本原理是紅油傘將紅色之外的可見光全部擋走，長波的紅外線就透過傘照在骨頭上，如果骨頭上面有傷，即骨頭裡的血管破裂出血，血液受紅外線一照射就明顯地顯現出來，而在沒有照射之前就看不大清楚。跟現代刑偵中偵測血跡的“熒光反應”原理很相似。 銀針試毒易造成冤假錯案 用銀針試探屍體是不是中毒而死的，這在很多古典小說中是很常見的情節。事實上，這個方法直到民國時期還在沿用。銀針碰到某種毒，確實會變黑。比如碰到砒霜，銀就變黑。但是除了毒以外，銀遇到其他一些物質也會變黑。因為凡是腐敗的屍體都會產生硫化氫，硫化物與銀化物相結合會生成呈現黑色的硫化銀，所以銀針呈黑色與死者是否為中毒身亡沒有直接的關係。因此用銀針判斷是否是中毒，是不準確的，容易造成冤假錯案 滴血認親無科學依據 提起親子鑑定，很多人會想到古代小說上常常提到的滴血認親：小孩的血跟大人的血如能夠溶在一塊，雙方就是親子血緣關係，否則就不是。其實這種方法沒有任何科學依據。而在這種鑑定過程中，親子關係的血液不一定能融合，而不是親子關係的血液常常能融合。《大宋提刑官》中，宋慈找來玉孃親生父親的骸骨，以滴骨法檢驗。玉娘刺破手指，指血很快滲入骸骨中，確認玉娘與死者有血緣關係。這種“滴血認親”的鑑定方式是沒有科學依據的。無論是不是有血緣關係，如果血液滴在骨骼光滑堅硬的骨密質上，就不會滲入；如果滴在骨鬆質或被腐蝕的骨骼上，就可能被吸收進去。到目前為止，血緣關係的準確認定還只能通過DNA鑑定。

刑訊逼供是指辦案人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使用肉刑或者變相肉刑，逼取口供（不打不招）、或錄取想要的口供（屈打成招）的行為。

最典型的是唐朝酷吏來俊臣，發明用甕烤活人輕而易舉逼取口供，這就是典型的肉刑逼供；而另一個酷官周興，用“請君入甕”方法審問來俊臣，就是著名的變相肉刑（威脅）逼供。

古代辦案時為什麼喜歡刑訊逼供？刑訊逼供的好處是耗費低，效率高，由此可提升官員政績；況且在古代也公開合法，所以普遍採用。有些被朝廷指定限期偵破案件，報案人員為了交差保飯碗，也逼迫採用刑訊逼供。

至於刑訊逼供侵犯被告人權，造成精神痛苦和身體傷害，甚至喪命，在奴隸、封建社會，是統治階層所漠視的，代表著黑暗與落後。隨時代進步，人的基本權利逐步得到尊重，刑訊逼供經歷了從合法到合理，從合理到不合理停止使用，從停止使用到立法禁用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