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是什麼意思？

被強迫提供性服務的女性/性奴隸

慰安婦，是日本軍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強徵的隨軍性奴隸，中韓歷史學者認為主要是通過誘騙和強迫。大部分慰安婦來自中國、朝鮮半島、日本本土，也有許多琉球、東南亞、荷蘭等地的女性，其中在日本本土召集的慰安婦又被稱為女子挺身隊。

慰安婦（Comfort woman），指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日本政府及其軍隊為順利實施並完成侵略亞洲的戰爭而推行的一種軍隊性奴隸制度。1996年聯合國曾就日軍慰安婦問題出臺報告，將慰安婦制度認定為性奴隸制度。2012年7月，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指示美國所有檔案和宣告禁用按日語直譯的“慰安婦”一詞，將其改為“被強迫的性奴”，以此要求日本正視二戰期間的性暴行。2012年12月6日，中國歷史學者在舉行的《南京大屠殺全史》出版釋出會上提出，應將日軍在侵華戰爭中強徵的中國、朝鮮（二戰期間朝鮮屬於日本的一部分）等國的“慰安婦”改稱為“性奴隸”。2015年12月1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分館——南京利濟巷慰安所舊址陳列館正式開館，對公眾開放。2016年5月31日，來自中國、韓國等11個國家和地區的民間組織再次發起“慰安婦”資料申請“世界記憶名錄”遺產登記。2017年，中國關於慰安婦的線下的電影《二十二》上映。

發展演變公娼制度1872年10月2日，明治政府公佈“解放藝妓娼妓令”，宣佈嚴禁人身買賣，廢除傳統的遊廓制度。作為其配套措施，翌年12月，公佈“貸座敷渡世規則”和“娼妓渡世規則”，將所謂基於本人意願的娼妓集中於“貸座敷”，並形成整套接受健康檢查、領取營業執照、交納稅金的完整制度，奠定了近代意義上日本公娼制度的基本框架。1888年，日本陸軍編成師團制，中日甲午戰爭後擴張至12個師團，日俄戰爭後膨脹至18個師團。這些師團和步兵聯隊的所在地，均在短時期內發展成為軍事要都。在這些軍事要都，軍隊為解決將士的性慾排洩問題，在幕後積極推動遊廓的建設；地方政府面對性交易帶來的財源，積極招請。在日本國內，伴隨著軍隊設施的擴充，在軍隊的駐地周圍，妓樓如影相隨。在大規模戰爭的背景下，防止性病氾濫及強化軍隊管理等“內在”需要，成為軍隊與公娼制度“聯姻”的巨大推力，為日後慰安婦制度的形成，提供可操作的“模板”。1905年4月，“日本花柳病預防會”成立。1910年，日本製定《行政執行法》和《娼妓取締規則》，將私娼納入管制物件，對其展開強制性的性病檢查。同年7月，日本政府專門制定法規，要求各地設立專門的性病醫院，並出資遣送染病的公娼入院接受治療。1927年3月25日，日本貴族院批准《花柳病預防法》，並於1928年9月1日起開始部分實施。日本近代公娼制度的確立和發展，確保了國家參與性管理、獨佔女性性交易之特權。

女性販賣網路東亞地區女性人身販賣網路的形成，能夠在戰爭爆發之後的短時期內，迅速構築起“慰安婦”的龐大供應體系。從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20年代，以九州西部和北部的天草、島原半島為中心，大批日本年輕女性漂洋過海，到海外賣淫謀生，足跡遍及世界各地。粗略對其分佈地域進行劃分，除日本殖民地和實際佔有地朝鮮、臺灣地區、滿洲（中國東北地區）之外，規模較大的聚集地區，還包括東南亞（南洋地區）、西伯利亞、中國大陸、香港、北美洲等地，形成世界歷史上罕見的、席捲全球的賣淫人口大移動。明治四十一年（1908年），海外“南洋姐”的官方統計數字是30791人，其中至滿洲和夏威夷的約有20000人。日本近代公娼制度的海外殖民地移植，為這一網路的最終確立奠定基石。日本在勢力範圍地區建造妓院和料理屋，匯入以日本“內地”公娼制度為模本的賣淫管理制度，規模較大的包括“滿洲”地區、朝鮮半島、臺灣地區等。以“滿洲”地區為例，1905年6月，日本在大連設立“關東州民政署”，並於1905年秋至1906年初，頒佈一系列管理賣淫業的法規，其強制性的梅毒檢查、遊廓地域的指定、賣淫年齡的限制、徵稅等做法，與日本“內地”的制度無異。由此，近代日本公娼制度的基本框架，被複刻移植到關東州。1906年9月1日，日本設立關東都督府，關東州民政署頒佈的上述法規、法令，被全盤繼承下來。隨後日本在經營“滿洲”過程中，逐步整理、統一各地軍政署的各種賣淫管理條例，頒佈統一的《藝妓酌婦及僱婦女取締規則》《娼妓取締規則》《貸座敷取締規則》及《娼妓健康診斷施行細則》等，這些法規、法令，作為日本國家權力管理“滿洲”賣淫業的重要一環，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日本近代公娼制度在朝鮮半島的移植，與“滿洲”地區相似。1876年通過《江華島條約》，日本逼迫朝鮮開放釜山、元山，日本賣淫業者開始登陸營業。1881年，針對在朝鮮賣淫的日本娼妓，日本仿造國內的做法，在朝鮮頒佈《貸座敷及藝妓娼妓營業規則》，將發放“營業執照”的許可權授予日本總領事館。日俄戰爭結束之後，朝鮮淪為日本事實上的“保護國”。各居留地的理事廳從1906年 6月至1910年4月，以理事廳令的形式，頒佈了《藝妓及酌婦取締令》和《料理店飲食店取締令》，主要以日本人居留地為中心，逐步將公娼制度滲透到朝鮮社會。1910年8月，通過“日韓合併”，朝鮮完全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此後的賣淫取締的管理許可權，由理事廳移交警務總監部和各道的警務部長。1916年3月31日，日本殖民當局公佈警務總監部令第4號《貸座敷娼妓取締規則》（同年5月1日實施），由此，公權力認可的賣淫僅限於貸座敷的娼妓，與料理屋、飲食店等明確區分，防止藝妓、酌婦等變相賣淫。通過這一取締規則，將朝鮮人經營者和賣淫女性全部納入管理範疇，實現在朝鮮半島性國家管理的全面掌控。殖民地朝鮮公娼制度的統一實施，意味著以法的形式正式在朝鮮半島確立起公娼制度。公娼制度引入殖民地支配之下的東亞地區，令日本式的性管理模式迅速擴張。日俄戰爭之後，伴隨著經濟上的掠奪和政治上的壓制，大量殖民地女性被捲入這一體系之中。以朝鮮半島為例，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界，朝鮮賣春體系趨於完成，與日本內地具有同樣性風俗意識和賣淫女性供應體系，並在朝鮮社會紮根。至1929年，朝鮮半島的朝鮮人娼妓數量，首次超過同地區的日本人娼妓。“滿洲”地區出現朝鮮人娼妓，可追溯至1910年代中葉，她們以關東州和“滿鐵”沿線地域為據點，逐步蔓延，1910年代末直達“北滿”地區。1920年代初期，經由“滿洲”和沿海州，朝鮮半島賣淫女性出現在薩哈林地區。1920 年代初，又開始前往臺灣，根據1930年的統計，在調查臺灣地區娼妓的出生地時，發現來自朝鮮半島的女性居多。另外，1920年代在上海、青島、濟南、漢口、天津等中國內地城市，也出現不少朝鮮人娼妓。

軍隊參與初期的對外戰爭（中日甲午戰爭、鎮壓義和團運動、日俄戰爭等），均在短期內迅速結束，日本軍隊沒有足夠時間管理賣淫女性，對如何解決將士的性慾發洩問題，也並未提上日程。限於交通條件及安全等的考慮，當時的賣淫女性單槍匹馬前往戰場的現象較為少見，一般由妓樓的經營者帶隊，在戰場附近開設類似日本國內遊廓的“慰安”場所。1918年8月，日本出兵西伯利亞，武裝干涉俄國革命，至1925年5月撤出庫頁島，歷時近7年，出動兵力最多時達73000人。在這場戰爭中，日本軍隊內部性病流行。據不完全統計，約有10%至20%的日軍官兵染上性病，總數達12000人，因性病減員的人數，遠多於傷亡人數。針對這種局面，日本軍隊採取一些應對措施。西伯利亞出兵期間日本軍隊內部的性病氾濫，迫使日本軍方開始關注這一問題。在這種形勢之下，軍隊及按照軍隊意向運作的國家行政機構，開始作為主體走上前臺，從賣淫女的徵募、配置到管理，予以全面介入。[5]日俄戰爭時期，作為戰場的“滿洲”地區，湧入大批日本內地娼妓。為應對這一局面，營口軍政署開始實施徵稅和梅毒檢查。1905年3月，營口軍政署制定《旅舍料理屋下婢取締規則》，在第7條中，明確規定：下婢（絕大部分就是面向軍隊賣淫的娼妓）必須遵從軍政署的規定接受健康檢查，不得拒絕。營口軍政署還設定“婦人病院”，對患性病的“下婢”強制遣送病院。遼陽軍政署為防止性病的泛濫，也直接運營附屬機構日本婦人病院。根據軍政委員大原武慶大尉的指示，1904年12月，在安東地區新建的街道上開設了名為“遊園地”的遊廓。1905年2月前後，當地的飲食店組合又在此設定了日本軍人專用的妓樓-“醉雷亭”，在為日本軍人服務時，實行明確的價格限制。

慰安婦制度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對外侵略戰爭的擴大，日本軍隊對“慰安”的需求日趨強烈，另一方面國際社會對婦女人身買賣的強烈批判，令日本當局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一·二八”事變後，日本妓院經營者為在上海開設“海軍指定慰安所”，曾以招聘“軍隊食堂服務員”、“女傭人”等名義，在長崎等地徵募青年女性。當年5月，15名女性從長崎港出發，被送進上海的慰安設施。1936年2月，長崎地方裁判所對涉及這一事件的10名妓院經營者做出有罪判決，以“國外移送誘拐罪”最高判處3年6個月的有期徒刑，1937年3月，大審院結審，維持了這項有罪判決。日本內地徵募“慰安”女性的法令限制，以及性病防治等的現實需要，令最初從日本國內啟動的“慰安”女性徵募，逐步演變為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內的強制徵集。在日本軍隊推動慰安所建設之時，日本國內廢娼運動家，逐步與國家採取全面合作的態度，最終融入到國民總動員的法西斯主義戰時體制之中。1937年9月28日，以日本基督教婦人矯風會為代表的八大婦女團體成立了日本婦人團體聯盟，其在成立宣言中宣稱：在國家總動員之秋，婦人團體要精誠協作，成為堅強的槍炮後盾，為跨越艱難之時局，發揮女性的真正價值。慰安所的建立中國1931年11月，日本海軍將日本僑民在上海虹口經營的四家風俗場所：大一沙龍、小松亭、永樂館、三好館指定為日本海軍特別“慰安所”，此後“慰安婦”制度蔓延到日軍的整個東亞戰場。1932年1月，上海事變後，日本軍隊性侵犯中國婦女的事不斷髮生。日本開始在上海組建“慰安婦團”。淞滬停戰後，陸軍的慰安所逐漸撤銷，而海軍慰安所則繼續經營。同時，在淪陷後的中國東北，有不少日本人在關東軍的駐地周圍設立了軍妓院。1937年12月11日，日“華中方面軍”司令部下達《方面軍關於慰安設施的實施意見》，一方面致電日本國內，要求儘快徵集日本慰安婦運往中國；一方面撥出鉅款邀請日僑“方便屋”老闆出面，舉辦“民間慰安所”；同時密令所轄各部先自行設立各種形式的臨時慰安所，以上海揚家宅娛樂所的建立為標誌，日軍開始正式推行慰安婦制度。12月13日日軍攻佔南京後，大規模的燒殺搶掠，造成了性病在日軍各部隊中迅速流行。鬆井石根下令加速在南京籌建各種慰安所。12月25日，駐防南京的日“上海派譴軍”參謀部第二科提出了《關於設立南京慰安所的方案》。1938年6月，寺內壽一為首的華北方面軍也向部隊發出設定慰安所的命令。11月3日，第2軍司令官東久邇宮的部隊負責對漢口和漢陽的警衛，該軍立即推行慰安所制度。梅津美治郎的關東軍於1941年7月，提出招募2萬朝鮮慰安婦的計劃，從而將慰安婦制度推到所有侵華日軍部隊。1939年4月，日本軍方便開始在海南島佔領區設定慰安所，臺灣總督府接到海南島日佔軍亟需設立慰安所和招募慰安婦的指示，隨即命臺灣拓植株式會社負責執行海口海軍慰安所的興建工程，及慰安婦的募集與經營業務。1942年9月3日，陸軍省科長會議上指出要在現有基礎上追加“將校軍官以下的慰安設施，擬按以下規模：華北100所，華中140所，華南40所，南方100所，南海10所，庫頁島10所，共400所”。二戰時期，慰安婦與軍馬、軍犬、軍鴿以及武器彈藥一樣，成為日軍不可須臾或缺的“軍需品”。日本軍需大臣曾有手令，慰安婦屬軍需品，但不得編號，不得建檔。東南亞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侵佔東南亞地區，日本軍部將慰安婦制度有計劃地推廣到了東南亞各日軍駐地。東南亞戰場上的日軍慰安所又被稱為 “愛國食堂”、“官撫班”、“特別看護室”等，在菲律賓、新加坡、馬來亞、泰國、緬甸、印度尼西亞、新不列顛群島和新幾內亞等地均開設有這樣的慰安所，被充作慰安婦的女子來自菲律賓、馬來亞、新加坡、汶萊、印度尼西亞、柬埔寨、泰國、越南、緬甸和東帝汶等。有資料顯示 ，日軍在1942年5月攻佔菲律賓後不久即下令開設慰安所，第25集團軍佔領馬來半島後，立即著手設立了大量的慰安所。馬來半島上的日軍慰安所主要分佈在 30多座城市。1943年10月，馬來軍政監部制定了 《慰安設施及旅館營業遵守規則》 和 《藝妓、陪酒婦僱傭契約規則》。在印度支那半島上，越南是日軍最早設立慰安所的地區。第15集團軍到達緬甸後不久，緬甸各地便出現了日軍慰安所，慰安婦中大約有20%是緬甸婦女。[10]日軍佔領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後，拘留了大批荷蘭籍婦女，並將她們編入4個日軍慰安所。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後迅速攻佔及大平洋及東南亞，所需慰安婦供不應求。1943年9月，日本的次官會議決定在日本組織少女子挺身勤勞隊，1944年8月23日的第5、第9號救令公佈了“女子挺身勤勞令”，並於同時正式實施，從而使搜抓慰安婦活動合法化，大批女性被強徵充當慰安婦。日本投降之前幾個月在中國和東南亞諸國戰場節節敗退，日軍為掩飾其罪行，大部分慰安婦被殺死滅口。

數量由於日軍在戰敗時大量銷燬檔案，要準確計算慰安婦的數量較為困難，在日韓國學者金一勉認為慰安婦的總體人數在17萬至20萬人，韓國挺身隊問題對策協議會會長尹貞玉認為30萬至40萬人，日本作家千田夏光認為10萬人，日本學者秦鬱彥認為9萬人，吉見義明認為15.5萬至20.6萬左右，中國學者管寧認為當時日本軍隊中慰安婦的總人數最高限應為30萬人，最低限為20萬人，蘇智良認為在慰安婦制度實施的7年間，計慰安婦人數大約有36至41萬人，按國籍來分析慰安婦的主體是中國和朝鮮的女子，朝鮮慰安婦的人數在14至16萬之間 日本慰安婦的人數為2萬人左右，中國臺灣、東南亞一些地區的慰安婦有數千人，澳大利亞、美國、英國、西班牙、俄羅斯等國的慰安婦各有數百人，而中國的慰安婦人數最多。截至2018年1月，中國大陸登記在冊的“慰安婦”倖存者僅剩14人，主要分佈在山西、海南、廣西、湖南和浙江等地。臺灣島內僅剩2位“慰安婦”倖存者。韓國慰安婦受害者倖存者僅存3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