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大陸於哪一年發現首例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1985年
1985年6月份在北京協和發現中國首例艾滋病的病人，這個病人是一位境外的旅遊者，是美籍的阿根廷人。
到現在為止，艾滋病經歷了傳入、擴散和快速增長的過程，在我們國家有30年的時間。從現在的疫情狀況看，從85到88年，這幾年發現的艾滋病的感染者和病人多數都是境外旅遊人員，其中有4例是國內的，是輸入進口血液製品造成感染的。 到89年時，我國首次在吸毒人群當中發現了HIV感染者，一年發現146例，這對於中國艾滋病的流行來說是一個里程碑的事件，它標誌著從那個時候艾滋病在中國已經有本土的傳播。 從89年之後，經歷了不到十年的時間，到1998年，艾滋病在中國全國大陸31個省市自治區都有發現，都有報告上來。到07年8月底為止，我們國家31個省市自治區發現並報告上來的感染者和病人累計超過21萬。
中國首例艾滋病發現者——王愛霞 她1932年出生於上海，1956年畢業於上海第一醫學院醫療系，同年到北京協和醫院工作。多年來一直從事感染病的診治工作，對發熱待查的診斷和鑑別診斷、對感染性休克的診斷和抗生素的臨床應用、對艾滋病的臨床均有豐富的經驗，對內科其他專業組的疑難病種的診斷也有獨到見解。先後發現了我國第一個艾滋病病人和第一個中國人經性傳染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1995年制定了艾滋病診治的國家標準，2001年主持了該國標的修改。 1985年6月3日，北京的初夏剛剛湧上些許燥熱。一位阿根廷籍病人因嚴重肺部感染、呼吸衰竭被收入北京協和醫院重症監護病房。當晚，病人氣管被切開，神智開始昏迷。6月4日一大早，時任內科副主任的王愛霞教授就被請去會診。病人胸片為典型的肺孢子蟲肺炎（PCP），病情進展異常迅速，“太典型了，艾滋病（AIDS）晚期！”，一個驚人的診斷馬上跳入王愛霞的腦中。 根據病人攜帶證件，外賓醫療科同志當晚（因為與北京有時差）把電話打到病人在美國洛杉磯駐地的電話局。在電話局的幫助下，她們很快聯絡上了病人的家庭醫生，結果證明病人在他們國內早就被診斷為艾滋病。 是要說服同仁相信中國已經出現了艾滋病人，必須拿出證據，血清學證據！ 當天會診同時，王愛霞取走病人5毫升的血，親自跑到實驗室分離出只有2.5毫升的血清標本。這是一份讓大家聞風喪膽、躲之不及的血樣。“誰也不許動，我親自來做”，她請衛生部藥品生物製品鑑定所的張華遠同志幫忙檢測，幾天後，結果出來了，艾滋病病毒（HI V）血清抗體陽性。 1985年6月5日下午，病人死亡。幾天後的病理報告與血清學報告一樣，支援艾滋病的診斷。 當年的報紙、電視臺連篇累牘地報道北京協和醫院發現全國首例艾滋病，可謂舉國震驚，國際震驚。因為傳統的中國很難接受以性傳播為主要特徵的艾滋病在自己的國土上出現，因為這一年距全球首例艾滋病的發現僅有4年。 首例艾滋病人畢竟是外國人，是不是中國人中就沒有？國際報道的病例中，艾滋病多見於同性戀、吸毒人員和獻血人員。1989年，王愛霞在中國的獻血員中開展了HIV的篩查工作。那時候的HIV感染者和艾滋病人鳳毛麟角，哪裡會輕易找到？苦思冥想後，王愛霞思緒豁然開朗：梅毒與艾滋病同為性傳播疾病，梅毒血清陽性患者中會不會隱匿著HIV陽性？她立刻找到醫院檢驗科，得到了檢驗科所珍藏的已確診為梅毒的病人血清標本，結果在67份血清中篩查出了一份HIV陽性。為了得到臨床證實，根據病人在病歷中所留的家庭地址，在當地派出所幫助下，她的學生拿著介紹信上門家訪，結果得到的訊息是病人已經出國去了澳大利亞。這份病例的追蹤就這樣擱淺了。 真是無巧不成書。幾年後的一天，王愛霞突然接到了東城區防疫站劉英同志的電話：“王教授，您還記得那年報告的那例HIV陽性病人嗎？前幾天，我去澳大利亞悉尼參加一個學術交流活動，順便聊起來，澳大利亞官員說，確實有一位叫某某某名字的北京來的病人，是他們當地一個艾滋病人的同性戀伴侶，剛來的時候只是HIV陽性，但僅僅過了一年之後就出現了艾滋病症狀，現在已經是艾滋病人了。”這是我國發現的首個成年男性同性戀患者HIV感染。
第三個艾滋病人的發現同樣充滿了福爾摩斯探案般神奇的色彩。一位29歲的男青年，因發燒初步診斷為肺結核，住進協和醫院老樓8樓三層病房第六床。那個病床離衛生間很近，可是小夥子總說，從病床步行到衛生間，感覺憋氣，總想吸點氧。下級大夫流露出“病人太 嬌氣”的抱怨。王愛霞在聽完病歷彙報後，來到病人床旁，仔細聽診後，她讓病人從床上坐起來，就在那一瞬間，一個小小的細節被王愛霞捕捉到了，病人的鼻翼出現扇動。這是嚴重的呼吸窘迫才會有的表情呀。即刻做血氣分析，氧分壓只有70多一點，極有可能是PCP引起的氣短。為肯定診斷，立即抽血化驗。當時病房裡不少人說，“王大 夫對艾滋病太著迷了吧，見什麼都是艾滋病”。 診斷並不順利，防疫站對這名病人所做的蛋白印跡法檢查結果抗體陰性，不支援臨床診斷。王愛霞想：病人在感染早期，會出現抗體低、抗原高的情況，於是再抽20毫升血，果然不出所料，預防醫學科學院的檢測中P24抗原確實特別高，結果再次支援了王愛霞的判斷。病人經積極治療，病情迅速穩定。當他對王愛霞表示千恩萬謝時，王愛霞說，“謝我，就把你的夥伴勸來找我看門診”。如今13年過去了，病人已病故，而他的性伴侶仍然活得很好。 在國際艾滋病學界和科研專案的支援下，王愛霞把從各種渠道獲得的免費治療藥物長期用在前來就診的病人身上，使他們中多數獲得了滿意的治療效果。多年來王愛霞堅持在各種學習班上宣講HIV/AIDS的防治知識和新進展，又為全國培養了一大批艾滋病的專科醫生。 在她的倡導下，協和醫院於2001年3月在全國率先開展了在所有患者手術前、血透前和有創操作前的抗HIV抗體的檢驗，目前，這一做法已在全國推廣。她把學生李太生等送出國培養，如今協和醫院已經有了一個令同行刮目相看的艾滋病學術團隊，僅僅在今年一年內就連續診斷了國內首例合併格林巴利和合並多灶性腦白質病的艾滋病病例。由協和醫院牽頭的“中國艾滋病病人抗病毒治療研究”，證實了國產抗艾滋病藥的療效不次於歐美，科技部為此召開新聞釋出會來宣佈這一重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