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廉吏第一是指誰？

于成龍

在清朝近300年的歷史中，以廉潔著稱的官員不算少，但其中最著名的當推曾被康熙帝譽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龍。他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撫大員，所到之處，皆有政聲。尤其是始終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愛戴。

于成龍，字北溟，號于山，清山西永寧(今呂梁離石）人。生於明萬曆四十五年（1617年），卒於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終年67歲，諡“清端”、贈太子太保。于成龍明崇禎十二年（1639年）舉副員，清順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按察使、布政使、巡撫和總督、加兵部尚書、大學士等職。在20餘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舉“卓異”，以卓著的政績和廉潔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愛戴和康熙帝讚譽，以“天下廉吏第一”蜚聲朝野。

羅城百廢待舉，首要在於安定社會，恢復生產。於是，于成龍採取“治亂世，用重典”的方法，首先在全城鄉建立保甲，嚴懲緝獲案犯，大張聲勢地“嚴禁盜賊”。境內初安後，他又約會鄉民練兵，甘冒“未奉鄰而專征，功成也互不赦之條”的後果，抱著為民而死甚於瘴癘而死的決心，準備討伐經常擾害的“柳城西鄉賊”。在強大的聲勢下，西鄉“渠魁府首乞恩講和，搶擄男女中只盡行退還”。接著又在全縣搞聯防，從此，“鄰盜”再不敢犯境。在消除內憂外患的同時，于成龍十分注意招募流民以恢復生產，他常常深入田間訪問農事，獎勤勸惰。農閒時帶領百姓修民宅、建學校、築城牆。對遷入新居的農家，還親為題寫楹聯，以示鼓勵。在深得民心之後，他又以剛柔並用的鬥爭策略，解決了“數大姓負勢不下”的問題，使這些一向桀驁不馴的地方豪強“皆奉法唯謹”。三年之間，就使羅城擺脫混亂，得到治理，出現了百姓安居樂業的新氣象。

四川遭戰亂最久，人口銳減為全國之首。于成龍赴任的合州包括三屬縣，只有丁口百餘人，正賦14兩，而衙門的各種供役、需索使百姓繁重不支。目睹地方荒殘，于成龍確定以招撫百姓為急務，他首先革除宿弊，嚴禁官吏勒索百姓，又免去規定的驅從，以家僕隨身。

合州土地極度荒蕪。而流民不附的原因，在於原主認業。為此，他嚴格規定了“凡一佔即為己業，後亦不得爭論”的原則。同時要求各縣注意為新附百姓解決定居與墾荒中的具體困難，並親自為他們區劃田舍、登記註冊，借貸牛種，申明三年後起科。這樣，“新集者既知田業可恃為己有而無復徵發倉卒之憂，遠近悅赴，旬日之間戶以千計。”獎勵墾荒是清初基本國策，但于成龍實行“禁止原主認業”先於清廷明確規定的15年前，加之他對具體問題的妥善解決，不到二年，合州人口驟增，田地開闢。由於招民墾荒政績顯著，康熙八年（1669年），于成龍被擢升為湖廣黃州府同知。

于成龍去往黃州府（今湖北黃州市）同知任四年，任知府四年。這裡著重敘述他的兩件事。

一是治盜省訟。“盜”成為清七年級大社會問題。在黃州府岐亭鎮一帶，盜賊甚至白晝劫路傷命，嚴重影響了地方安定和居民正常生活。于成龍上任之初，即以郡丞身份坐鎮岐亭治盜。為了摸清盜情和每一件重大盜案，他總是親自訪察。他多以“微行”的方式，扮作田夫，旅客或乞丐，到村落、田野調查疑情，從而對當地盜情瞭如指掌。他還特意在衣內建一布袋，專放盜賊名單，“自劇賊，偷兒蹤跡無不畢具，探袋中勾捕無不得。”

四年後，于成龍升湖廣下江陸道道員，駐地湖北新州（今新春縣），在湖北期間，無論地位和環境都有很大改善，但他仍保持了異於常人的艱苦生活作風。在災荒歲月，他還以糠代糧，把節餘口糧，薪俸救濟災民。因之百姓在歌謠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數足，唯學於公食糠粥。”為廣行勸施，讓富戶解囊，他更以身作則，甚至把僅剩的一匹供騎乘的騾子也“鬻之市，得十餘兩，施一日而盡”。康熙十七年（1678年），于成龍升福建按察使離湖北時，依然一捆行囊，兩袖清風，沿途以蘿蔔為乾糧。

于成龍在福建上任伊始，就做了一件為民稱頌的好事。當時一清廷為對付臺灣鄭氏的抗清勢力，實行了“海禁”政策。當地統治者不顧連年兵禍，民不聊生，動輒以“通海”罪名興起大獄，使許多沿海漁民罹難。于成龍在審閱案卷時，發現每案被擬極刑的就達數十人或上百人之多，甚至殃及婦女孺子。於是他堅決主張重審，對怕得罪清室而勸阻他的人說：“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鹹阿從事！”在他的力爭和主持下，先後使千餘名百姓免遭屠戮而獲釋，貧困不能歸者還發給路費。

康熙十八年（1679年）夏，于成龍在按察使任上第三次舉“卓異”後升任省布政使。福建巡撫吳光祚還專疏向朝廷舉薦，稱于成龍為“閩省廉能第一”，從此，于成龍得到清廷的賞識和破格招用。康熙十九年春，康熙帝“特簡”于成龍為畿輔直隸巡撫，翌年春，又召見於成龍於紫禁城，當面褒讚他為“今時清官第一”，並“制詩一章”表賜白銀、御馬以“嘉其廉能”。未逾兩年，又出任為總制兩江總督。

身為“治官之官”，于成龍始終把整頓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他指出：“國家之安危由於人心之得失，而人心之得失在於用人行政，識其順逆之情”。“以一夫不獲曰予之喜，以一吏不法曰予之咎，為保郅致政之本。”在黃州時，他衣內的布袋便利了治盜。升巡撫後僕人請去掉，他笑道：“此袋昔貯盜，今以貯奸貪不省之官吏，未可去也！”他新任直隸，即發出清查庸劣官員的檄文，責令各屬將“不肖貪酷官員”，“昏庸衰志等輩”“速行揭報，以憑正章參處”。針對各屬賄賂公行，請客送禮之風，他從利用中秋節向他行賄的官員開刀，懲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訪於民間，面對“州縣各官病民積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狀況，不禁嘆曰：“噫！吏治敗壞如倒狂瀾，何止時乎？”很快頒佈了《興利除弊約》，其中開列了災耗、私派、賄賂、衙蠹，旗人放債等15款積弊，責令所“自今伊始”，將所開“積弊盡行痛革”。與此同時，他根據自己的體會，又制訂了以“勤撫卹、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徵收，崇節儉”為內容的《新民官自省六戒》作為地方官的行為準則。方法上，他舉優劾貪，寬嚴並濟，時人說凡他所到之處，“官吏望風改操”。康熙帝也稱其“寬嚴並濟，人所難學”。

對廉潔有為的人材，于成龍反對論資排輩，他對清廷死板的任官“考成”制提出異議，認為不利於吏治建設，造成“問其官則席不暇暖，問其職則整頓無心，勢彼然也，”常常使“遠大之辭，困於百里，深為可惜！”為此，他屢上疏推薦人材。如直隸通州知府于成龍（史稱小於成龍）、江蘇布政使丁思孔等都是較有作為的清廉官吏，由於他的舉薦而受到康熙帝的重用。

于成龍對科考和教育也十分關心。在文化發達的江南地區，官僚、勢豪賄通學政，科考中舞弊之風盛行，貧苦士子雖皓首窮經卻往往落榜。針對這種狀況，于成龍規定：一旦發現弊行，“立刻正章入告，官則摘印，子衿黜革候者按律擬罪。其蠹胥、奸棍即刻斃之杖下”。對教育的重視還表現於他在各地興辦學校上。即使是像羅城那樣條件困難的地區，他也很快辦起學堂，並鼓勵徭、壯子弟入學。他多以倡導地方紳仕捐資的方式興辦“義學”。

于成龍的官階雖越升越高，但生活卻更加艱苦了。為扼止統治階級的奢侈腐化，他帶頭實踐“為民上者，務須躬先儉僕”。去直隸，他“屑糠雜米為粥，與同僕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親切地稱他作“於青菜”。總督衙門的官吏在嚴格的約束下，“無從得蔬茗，則日採衙後槐葉啖之，樹為之禿。”他天南地北，宦海20餘年，隻身天涯，不帶家眷，只一個結髮妻闊別20年後才得一見。他的清操苦節享譽當時。據載，當他出任兩江總督的訊息傳出後，南京布價驟然上漲，“金陵闔城盡換布衣。即婚嫁無敢用音樂，士大夫減驅從，毀丹亞，至有驚恐喘臥不能出戶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鳥獸竄”。卒後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無長物”。

于成龍逝世後，南京“士民男女無少長，皆巷哭罷市。持香楮至者日數萬人。下至萊庸負販，色目、番僧也伏地哭”，可見中下層人民對他的死是十分悲痛的。康熙帝破例親為撰寫碑文，這是對他廉潔刻苦一生的表彰。